像往常一样，李竞也和其他候车人一道挤上了这辆365.在离唐家岭车站站台大概三四百米的地方，有一溜儿铁皮架子搭建的平房，靠边的一间就是李竞跟另外一名室友的住处。房间里有张简陋的床，床上铺着四年前刚入大学时发的被褥，还有一个脸盆，一只破皮箱和几捆舍不得丢弃的书。
李竞是中国农业大学02级的毕业生，由于考研失败，又耽误了找工作的好时机，毕业以后，就在唐家岭找了间月租300元的房子安顿下来。
在北京，像唐家岭、小月河等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，居住着许多像李竞这样的大学毕业生。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2～29岁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但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，主要从事保险推销、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。
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廉思历时2年，深入唐家岭等地，经过大量的个案调研与数据分析，将这群人的生存状态撰写成专著《蚁族——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》。该书于2009年9月出版发行，除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的推荐外，还吸引了诸如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华商报》等大批媒体的关注。近日，关于“蚁族”的研究已被正式列为国家级课题。
之所以称这群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为“蚁族”，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个体虽然犹如蚂蚁般“弱小”，但聚集起来的力量却很大。作为此次研究课题的负责人，廉思告诉《北京科技报》，两年间，调研团队对北京市海淀区、昌平区的东北旺、西北旺、二里庄小月河、沙河镇、肖家河等乡镇的七个“聚居村”发放了563份调查问卷，对“蚁族”的工作、学习、婚恋、业余生活、网络行为等进行了基本分析。最后得出的调查结论为：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条件差，缺乏社会保障，思想情绪波动大，主要靠互联网宣泄。
廉思告诉记者，大学毕业生“聚居村”指的是一定行政辖区范围内，出租屋相对集中，且房屋出租对象主要为刚毕业大学生的聚居区域。那里大多条件简陋，各种无照经营的小餐馆、小发廊、小诊所、小网吧层出不穷。
拿聚居人数较多的沙河镇为例，该村农业转制基地于2006年10月建设完毕，有大量房屋，主要建筑面积为20平方米，一室带厨房、厕所，建成后便在互联网上发布出租屋信息，房租约为200元/月。而居住在这里的“蚁族”人数，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。此外，上海、武汉、广州、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。
从社会层面看，北京聚居村的形成始于2003年我国首批扩招大学生毕业。当时形成巨大的就业高峰，此后毕业生人数更是年年剧增。据中国社科院《社会蓝皮书》统计，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在2008年599万的基础上，又增加了50万左右，导致人才市场供大于求。
此外，大学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脱节，相比来说，一些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反倒比大学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。比如，在黑龙江一所高校读国际贸易的朱明，2005年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。可他的专业很难找到对口工作，几经周折，不得不转行做了营销策划。营销类的工作，虽然没有专业要求和学校歧视，但竞争激烈，待遇微薄，不得已只好住在聚居村。与此同时，大城市的吸引力也加剧了聚居村的壮大。根据调查，生活在其中的大学毕业生，有近半数人选择留下的原因，是他们认为北京的工作机会多，城市环境优越。
而从客观条件来看，廉思说，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虽然多远离市中心，但交通颇为便利。拿唐家岭、小月河来说，那里有很多公交车可以直通市内，虽然车况拥挤，但路线便捷。
其次，聚居村的房租很便宜，相比于北京中心地带动辄两三千块钱元的费用，聚居村每月只要两三百元的租金，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诱惑。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，除了生理、安全需求以外，人们接下来最重视的即为归属感。对于独自闯荡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，在远离师友亲朋的环境中，与年龄相仿、经历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可以获取更多的安全感。从调查的结果来看，有高达74.8%的受访者最不满意的是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，而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人际关系。
眼下，这些聚居村在壮大的过程中，也逐渐显现出另一个趋势——一些月薪相对较高的大学毕业生宁愿舍弃繁华的居住区，搬到这里来居住。
比如黄琼，2004年，她从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英语系毕业，来到北京。目前，她在一家国际会展公司工作，月薪4000多元。刚到北京时，她的家人不放心她一个人租房子，就联系了北京的亲戚，黄琼很快就住进了免费的房子。
“跟小月河学生公寓比起来，那套房子简直就是豪宅，装修得特别好。可是，那种孤单让我受不了，原来南京的同学大多在杭州、上海工作，在北京我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朋友。一到周末，我就买一堆吃的，在家看两天电视，人都快憋傻了。”黄琼说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有朋友给黄琼推荐了小月河的“大学生村落”，她毫不犹豫就租了个床位，住了进来。
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韩布新告诉记者，刚毕业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定位尚不够准确，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很容易遭遇挫折，并可能因此产生诸如焦虑、抑郁、敌对感等心理问题。
廉思表示，课题组发现“蚁族”们大多有自己的梦想，比如希望在三年内有车，五年内有房等。尽管这些梦想是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撑，但按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能够圆梦并搬离聚居村的人可谓凤毛麟角。坚守的“蚁族”们，在强迫、抑郁、敌对、人际关系敏感、焦虑、偏执等因子评估上，均分均高于正常成人值。他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参与了网络群体性事件，比如网络签名、网络声讨、人肉搜索等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没有合理的宣泄途径，“蚁族”有可能通过虚拟环境和现实环境的互动，促成群体性事件的爆发，并将对自身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。
对此，韩布新表示，对于80后的一代人来说，他们生活的时代刚好处在社会转型期，一些常见的社会矛盾比如失业率攀升、城镇化差别等，贯穿他们的成长经历。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令人感觉残酷，出现相应的消极情绪也是很正常的，亦有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之一。这或许就是国家重视相关课题的主要原因。“除了要靠当事人的自身调节能力外，聚居村所在的当地政府和部门也应该主动关心这一群体的变化趋势。对出现心理问题的青年，要给予及时的辅导和治疗，为他们寻找一个情绪诉求的表达场所。”
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告诉记者，随着社会学历门槛的提高，很多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，在社会资源的掌控上，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群体中最弱势、最边缘的部落。“这一群体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住宅的选择，在地域分布上形成一个群体。经过四至五年的打拼，有一批人会分流，但也会有新人陆续加入。”对待“蚁族”的种种问题，沈杰说，提升这群人生存状态的前提，是我国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。比如美国国会于1935年通过立法授权各州政府建立失业保险制度，这项制度涵盖了97%的劳动者。在多数州中，最长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为26周，如果本州的失业率高于一定水平，期限还可延长。
“长期以来，‘蚁族’是被社会忽略的一个群体。”廉思说：“除了北京以外，将来我们还要继续研究上海、武汉等地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，让更多人接触到他们的喜怒哀乐。”
